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在历史的前期生态环境原本颇为优越，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也成为西周、嬴秦、西汉与隋、唐等王朝的政治中心与经济发达地区。唐以后，随着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经济社会趋于落后，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虽经中央与地方政府大力开展水土保持治理以及发展国民经济，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研究表明，历史上生态环境恶化，是自然地理要素本身变化又叠加上人为不当活动所致，而经济社会之趋于贫穷落后则是农业经济结构与农村社会结构存在重大缺陷所致。这就是单一的粮食种植经济结构与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所形成的封闭的社会结构。近50年来，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方针，所以上述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结构没能从实质上得到改变，以致造成在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国家投入大而实际收效小的状况。历史的经验昭告我们，解决上述问题已是推进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当前国家又在大力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并针对黄土高原地区之严峻问题提出了“退田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方针，决定在“十五”期间对我国经济结构作战略性调整，并以之推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上述发展形势充分表明，大力调整黄土高原地区落后之农业经济结构与封闭的农村社会结构，已是必由之路，且实施条件也已具备。因此，应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从大力调整现存之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结构入手，有效推进山川秀美工程。具体内容是：除平原河谷区可推进现代化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以及发展乡镇企业外，其余广阔的黄土山塬丘陵与风沙地区则应大力种草造林，发展以畜牧业、林果业及其加工业为主的特色经济。这样既可趋利避害，发挥自然资源优势，获取最大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又可推动小城镇建设与第二、三产业发展，转移农业人口，减少农民对土地与环境的压力，繁荣经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同时还可一改农村基本由农民组成的社会结构，在农村中增加林果与畜牧业加工业者、工商业者、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使农村社会由单一封闭结构，走向多元开放。为此建议中央与省、自治区两级政府对这一地区之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做出整体性决策，确定对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结构与农村社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向、目标、进程与配套措施，并严格进行管理，以期在推进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实效。
面对着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穷山恶水的现实环境，历史地理学者都会思考：黄土高原古代的自然环境也是如此吗？如果不是如此，又是怎样演变发展而来的呢？用什么方法可以治理水土流失，让黄土高原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呢？经过多年的考察和研究，我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
古代黄土高原地区的自然环境是比较优越的。历史文献、孢粉与古环境研究、考古发现及黄土高原的植被遗存，足以说明古代的黄土高原是一片森林草原地区，河流泥沙含量较少，分布有许多面积广大而平坦的塬。正因为此，黄土高原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作用十分突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而且成为周秦汉唐强盛王朝的中心区域之一。
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加速了黄土高原环境恶化的过程。除自然本身的变迁外，人类大量的砍伐森林、垦殖草地破坏了原有植被，水土流失逐渐加重，沟壑发育并快速延长，黄土塬遭到分割形成小塬或长条形的黄土梁，再进而被侵蚀分割成馒头状的黄土峁。这样大塬变小塬，小塬变梁峁，逐渐演变成今日沟壑纵横的破碎地形。我曾经测算过许多沟壑的平均溯源伸长速度，结果是年均向上伸延在1～10米之间，而且愈向北部速度越大。
弃耕还林草的生物措施是治理黄土高原的根本性措施。一定数量的植被覆盖可以美化环境，保持水土，同时也为其他生物的生存创造了有利条件。植被在生态环境中的作用现在逐渐深入人心，去年中央决定在黄土高原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也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
黄土高原的治理不仅关系到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问题，而且还将通过黄河影响到华北平原的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故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团结国内外各方面专家学者，加强不同学科、不同观点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深入研究黄土高原历史时期环境演变规律的学术理论问题，二是多做实践工作，寻找出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开发途径。
黄土高原地区是典型的水资源贫缺地区。这一水环境特征，不仅是本地区生态重建的制约因素，而且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历史上，尤其是隋唐以前，这一地区的气候远较今日温暖湿润，植被相对完好，因而降水充沛，水系发达，湖沼众多，泉源广布，地上与地下水资源都相当丰富。由于生态环境从整体上来说比较优越，黄土高原地区不仅是华夏远古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之一，而且周秦汉唐诸强盛王朝皆曾建都于此，其经济、社会与文化曾几度繁荣，成为全国先进地区。
据史料记载，贯穿于黄土高原地区的黄河中上游干流及其各主要支流，在历史上都具有相当大的水量。这为本地区发展内河航运和农田灌溉事业提供了便利条件。黄河中上游干流河道除贵德以上河段水量较小、山陕峡谷段河道狭窄不利通航外，其他河段均曾开发过不同形式的水上运输，因而成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最主要的航线。从先秦直至隋唐时期，这条航线都畅通无阻。黄河的不少一级支流如渭河、汾河、洛河、北洛河、洮河、无定河、窟野河等，一些二级支流如泾河、广通河等，以及从渭河、昆明池引水的关中大漕渠和从秦岭北麓引水的南山漕河等，在秦汉隋唐时期也曾经发挥过水上运输和农田灌溉效益。黄土高原地区还分布有众多的大小湖沼，如关中地区的弦蒲泽、焦获泽、阳华泽，汾河中游的昭余祁泽，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奢延泽等，在隋唐以前水域面积都相当辽阔，颇有鱼盐之利。另外，本地区的泉水出露也曾经十分广泛。这些湖沼和泉水，与水量充足的诸多河流相互补充，为本地区城乡居民生产与生活用水提供了保障。自唐末以来，由于气候渐趋干旱化，加之经济开发措施失宜所造成的植被覆盖条件的下降，导致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加剧和河流水文状况日益恶化，除黄河中上游干流及渭河、汾河等少数支流在个别历史时段尚有航运记载外，大多数河道均因水量锐减而失去航运作用；弦蒲泽等大湖沼或分裂为若干小湖泊而面目全非，或淤淀湮废而史失其名；至于曾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各地的诸多泉源，则大半水质下降或干涸无水，已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可以说，唐朝以后黄土高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相邻发达地区，与本地区包括水环境在内的整个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黄土高原地区河流、湖沼和泉源的变迁过程给人们的历史启示是，本地区水环境的恶化既有气候渐趋干旱化的因素，更与人类自身经济开发活动不当有关，是自然生态环境变迁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节水抗旱、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与保持水土、恢复林草植被相结合的正确途径，才能彻底改善黄土高原地区水环境不断恶化的现状，实现山川秀美和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宏愿。
1976年，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沙漠治理编写组出版《我国沙漠治理概况》一书，就我国黄土高原北面断续分布的沙漠带的演变与治理，第一次提出“人造沙漠”的概念。分析当时的论述背景，这一概念产生的思想因素有：1．1955～1958年，中科院组成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与其一道工作的苏联专家М．П．彼得罗夫撰有《研究和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干燥区流沙的任务》一文，已论述到“中国目前所有的大片流动沙地的形成基本上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活动”。2．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说明毛乌素沙地、乌兰布和沙漠等地区，是由于历史上的农业开垦活动，使得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在几百年内变成了沙地。3．六七十年代我国北方沙漠地区人民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治沙，在沙漠边缘地带创造了不少“人进沙退”的典型事例，反映出人的生产活动对自然条件的变化具有影响力的一面。
在最近20年的沙漠化研究中，“人造沙漠”概念一直在接受来自地质学、地理学、生态恢复学等不同学科的检验。回顾沙漠化研究史，可以认为这一概念的产生除了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依据外，还有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根据：1．对历史遗产的继承。无论是古人对过去环境变化的朴素认识和直接观察，还是经典著作的透彻阐述和专业人员的研究分析，所举事例都表明人类不恰当的活动在自然界能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2．反映人的社会能动作用。从人的本质出发，更多地考虑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对人的活动能力与宗教信仰、人群的组织形式以及工具的进步进行考察，在各个地区的人地关系中，人类改造与征服自然的意志呈现上升趋势。3．突出制度因素。强调封建统治制度在管理上的时代局限和落后，以低水准（科技含量低的经营方式）、低目标（不是以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为制定政策的依据）、长时段（往往贯穿一个朝代）为其政策运行特点，造成广大地区人口、经济、社会演进同环境之间严重失调。4．接受社会伦理学提出的问题。尊重历史事实和现实生活，关注人类生存本身，生存环境会在人类日渐加强的活动中发生变化，人类也会自觉地调整自身的想法和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形成更密切的人地关系。
“人造沙漠”现象是人类长期不合理利用自然的结果，而并非人之初衷。它是人类在自然历史演变过程中添加的新内容，并不是说有了“人造沙漠”概念和现象，就否认了那里原本就有的沙漠的存在，而应当从地理环境演变的形式、层次、程度、内涵上予以细致刻画，来增加对它的理解。
毫无疑问，粗放耕作技术方式会产生外部不经济的后果。然而对于特定的环境资源条件来说，粗放耕作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合乎经济理性的选择，是所谓“因地制宜”的一种体现。为此有必要区分经济理性和环境理性。一个具有经济理性的传统小农通常只关心某种技术方式能否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效用。而环境理性则不同，并非只是一种短期的或个别的比较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是指：面对可能造成不同环境后果的经济活动，决策者会选择一个既能有效率地利用环境资源，同时又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的方案，实行这个方案将产生较小的外部环境成本。据此可以对传统农民“因地制宜”的技术原则作出重新评价。一种因地制宜的经济活动可能蕴含有不同的环境行为。尽管“因地制宜”的技术方式是从特定的环境资源条件出发的，但却不一定充分地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可以认为，一个传统农民可能具有经济理性，会因地制宜地选择某种技术方式，因而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能够以现有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效用，但其代价却很可能是环境的无效率。然而历史表明，即使是传统农民也有可能通过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来避免环境资源利用的无效率。在这一方面，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水利灌溉共同体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为了有效率地利用以灌溉水为核心的环境资源，关中的灌溉共同体内形成了若干基本规则。主要有产权边界规则、进入规则、利益分配规则、维护规则和有偿使用的规则。在这些规则的制约下，灌溉共同体取得了较高的环境资源利用效率，而且在传统自然经济的范围内较大程度地避免了外部不经济的发生。这种运作机制不同于单纯依赖政府或者市场的解决模式，因而在乡村社会的变迁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表明，要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要比简单地教育农民的做法更为重要。
一是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是部分退耕？解决吃饭问题是退耕的前提。如果全部退耕，黄土高原约4000万农民的粮食需求由国家包下来，长期由外区调运，能否得到保证？要把粮食分散到广大山区农户，不仅不方便，而且运费高昂，太不划算；如果因地制宜地利用部分平缓坡地、塬地建立保水保土基本农田，再加上坝地、川地等，在一定区域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从而把大量多余的坡耕地退下来。这样既减少国家负担，也有条件实现，从而可保证大范围退耕还林（草）的顺利进行。
二是在保证粮食基本自给的情况下，继续退耕还林（草）有无潜力？目前黄土高原有耕地约1073．36万公顷，人均3．8亩，其中坡耕地712．36万公顷，占总耕地66．4％。从现有粮食生产水平来看，每人有2．5亩基本农田即可满足粮食需求。这样将会有361．71万公顷的坡耕地退耕，约占现有总耕地的33．7％，占现有坡耕地的51％。如果在丘陵沟壑区利用支毛沟打坝淤地，增加基本农田，退耕坡地的潜力还会更大。另外，从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来看，除西北部边缘属干旱草原及荒漠草原带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为800～350毫米，≥10℃积温达4500～3000℃，≥10℃日数达180～225天，可以满足半旱生森林草原及干草原植被生长，其中适于森林及森林草原生长的面积约占50％。因此退耕后可以在较大范围内恢复林草植被。
三是如何提高退耕还林（草）的生态、水保及经济效益？首先要切实贯彻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要从实际出发，宜农区酌情少退；不宜农区多退或全退。种树种草要适种适时，要重视技术。一些地方曾在干旱的梁峁顶部营造乔木林，成为“小老头”树，甚至有的引用南方树种草种，无法成活。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按小流域做好规划，把可行性措施落实到具体坡面、沟谷及地块。其次，既要退耕还林（草），还要加强管护。第三，应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出发，根据各地资源优势、环境特点，继续进行土地利用、产业结构的调整，除了必要的耕作业外，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牧业、果业、草业、沙业、农副产品加工、旅游业、矿业等。第四，要制订一些有利于退耕还林（草）的政策。
黄土高原地区要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依赖于支撑人口、资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制度供给。制度供给的核心是在该地区尽快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体制和运行机制。
第一，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使人的经济价值上升，改变人口数量与分布，取缔人口迁徙管制。该地区农民向外流动，是改变其生活状况的一条重要途径。它可以增加收入和信息，学习外部世界的先进知识和专业技能，推进黄土高原地区的制度变革。另一方面，国际商人、海外侨胞、东部地区企业的直接投资，以及吸引外地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特色经济和主导产业，将为培育增长极和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改革农耕技术和水利技术，因地制宜实施综合技术。发展粮食种植业、畜牧业和保护型为主的多功能林草业相结合的大农业；发展旱地高效果树，实行果、灌、草复合栽培，普及实用技术和引进推广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同时，推广以窖灌为标志的集雨节水技术是以半干旱区为主体的黄土高原发展农业的必要措施。这不仅有利于退耕还林还草，而且促使农民学文化，推动技术进步。
第三，改革土地使用权制度。黄土高原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数十亩。人均耕地面积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但长期以来广种薄收，陡坡开荒加剧了水土的流失。陕北地区农民每生产一吨粮食要流失150多吨表土。而每治理1亩土地的水土流失，就要花费2500元。退耕还林还草是根治水土流失的基本方略。各地区在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前提下，应深化以拍卖和延长“四荒地”承包期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坚持“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允许土地开发成果的继承、使用和转让，让投资者在生态建设中致富。
第四，建立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促进土地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鼓励当地农民、城镇居民、下岗职工和外地投资者承包治理，积极发展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制各种形式。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保护其顺利发展。
在这次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变迁与治理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除中国学者外，还有来自日本、美国、韩国等地的专家学者，限于篇幅，这里仅将其他与会者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通过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的整体研究和对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秦汉时期上郡北地郡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的微观分析，进一步探明了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在历史时期的变化过程及机理，其总体趋势是生态环境在不断恶化。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有自然环境本身变化的作用，但人类活动的不当显然加强了恶化的程度和速度。人类活动的不当，主要是指滥垦滥伐以及战争的破坏等。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由兴盛走向衰落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双重意义，人类既通过耕种对自然环境破坏，又进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实践及其成效在农田水利环境、土壤环境、水土保持方面表现突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建设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今西部大开发机遇下，应借鉴历史经验，加快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
（三）无论是从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过程来看，还是从黄土高原地区所处的自然条件来看，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都是可以改善的。改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关键是防止水土流失，而防止水土流失的根本性措施是因地制宜，退耕还林还草，改变黄土高原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目前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制度，改良和革新技术。黄土高原地区之所以出现边治理、边破坏的局面，主要是制度短缺和制度落后的问题，应通过制度安排来避免环境资源利用的无效率。
（四）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落后的因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单一的农业种植经济结构与由封闭的自给自足式的原始经济所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从经济环境空间场的理论来分析，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经济落后的原因还在于没有发挥黄土高原本身的区域资源、区位等优势，没能形成基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构建相协调的增长极而陷于落后与生态环境恶化的“马太效应”式的恶性循环。要保证黄土高原地区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高度统一，实现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彻底改变过去那种“首先解决群众吃饭问题”的传统观念，充分发挥黄土高原地区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大力调整本地区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
（五）在推进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实现黄土高原地区山川秀美工程中，人居环境的改善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黄土高原地区传统居住模式具有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应该加以继承。在规划和设计人居聚落时，可以根据其所处自然地带的环境特点，设计最优人为生态系统，人为地改变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扩大环境容量，提高环境质量。
此外，一些学者还就黄土高原环境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沙尘暴、塬面变化、关中盆地地气系统环境灾变的节律性及耦合关系、气候变暖下秦岭南北地区水气环境变化的差异性比较、城市人为松散堆积物的侵蚀与输移、窑洞居住区土地空废现象、南北朝至隋唐黄土高原北部的土地利用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研究，得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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